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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重臣李鴻章訪問法國時為何拒絕登上埃菲爾鐵塔
時間:2017-06-13來源:新華網
核心提示: 法國外交部宴請李鴻章的地方,選在了著名的艾菲爾鐵塔。主人向李鴻章介紹,這是1889年為了紀念共和勝利一百周年而建,并邀請李鴻章可以更上一層樓。其時,該塔內已……

核心提示:法國外交部宴請李鴻章的地方,選在了著名的艾菲爾鐵塔。主人向李鴻章介紹,這是1889年為了紀念共和勝利一百周年而建,并邀請李鴻章可以更上一層樓。其時,該塔內已經安裝電梯,上下十分便利,但李鴻章還是謝絕了,其原因已成歷史之迷。或許,李鴻章這樣的明白人,早已洞悉在更上一層樓之后,從這個共和國的高處,能看到自己在苦苦裱糊的大清破茅屋的將來?

清末重臣李鴻章訪問法國時為何拒絕登上埃菲爾鐵塔

當時外國報紙中的李鴻章形象 資料圖

本文摘自:新華網,作者:佚名,原題:李鴻章為何拒登埃菲爾鐵塔?

初春的風依然料峭,尤其是在紐約哈德遜河的入海口。

能在寒風中依然挺拔矗立的,只有她——一手拿著獨立宣言、一手高擎著火炬的自由女神。

她一直這樣站立著,迎接著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們。這群人中,曾有一個來自中國的老人,他的名字就叫李鴻章。

李鴻章當然不知道,他眼前這座巨大的雕像,后來被中國人稱為“自由女神”。“女神”一詞,是中文里特別加上的,這令這座雕像的意義,遠遠超越了其英文原文(StatueofLiberty,自由雕像),而被賦予了更多的感情色彩——這或許是中國人對這座雕像的獨特貢獻。

李鴻章只知道,這座雕像叫“自主女神”。在他抵達紐約前的10年(1886年),出使美國的張蔭桓,在日記中記載道:“西人謀事至深遠矣。此為法國贈美國自主之像,當華盛頓叛英時,法實為之助。”

很長時間里,“自由”一詞在大清國雖然算不上敏感詞,但卻乏人運用。黃遵憲對這個詞的解釋是:“人各有身,身各自由,為上者不能壓抑之、束縛之也。”而嚴復則更是一針見血:“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圣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

在見到紐約的自由女神之前,李鴻章已經訪問了自由女神的娘家法蘭西,并在那里第一次切身經歷了“自由”。

“目無君父”的共和國

1896年7月14日,法蘭西共和國的國慶。在這個法國人砍下自己君主頭顱的紀念日,李鴻章這位來自世界上最古老、龐大、腐朽的君主國的最有勢力的官僚,卻受到了法蘭西公民們(不是“臣民”)的熱烈歡迎。

李鴻章在這一天覲見了法國總統富爾,并參加了閱兵式和塞納河上的焰火晚會。

從7月13日到8月2日,李鴻章在法國整整停留了21天,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成為法國報刊追蹤的焦點,甚至連發行量超過百萬的法國第一大報、也是歐洲第一家日報的LePetitJournal,也在7月20日用頭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李鴻章身著黃馬褂的大幅彩色畫像。縱覽這家報紙直到1944年停刊為止的全部歷史,除了歐洲的君主們以外,以個人肖像、尤其是一個東方人的個人肖像作為封面人物,僅此一次。

實地考察這樣一個沒有君主的共和國,對于李鴻章、乃至他的使團中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還是相當新鮮和震撼的。在李鴻章子侄輩編撰、并由其親自審閱的《李傅相游歷各國日記》中,記錄了7月16日法國總統在愛麗舍宮(舊譯“一粒西宮”)為李鴻章舉行的歡迎晚會。大清代表團驚詫地發現總統與其本國臣民也行賓主禮,而不是臣禮,看上去自貶身價,卻“人卒無敢戲渝也者,情與義交盡也”,這樣的官民關系遠比大清來得“魚水情深”。
 

在李鴻章到訪之前的7月8日,法國國會專門討論了大清代表團的接待規格問題,最后確認采用高規格,并撥出公款為大清代表團租賃豪華賓館。法國有媒體在事后對此表示質疑,認為接待李鴻章耗費了上百萬法郎的民脂民膏,是對納稅人的褻瀆。法國政府無奈,只好在報章上公布了所有細賬,總價不超過8萬法郎,只相當于白銀2萬兩,這才令輿論平息。相信大清代表團應該注意到了這些爭議,但歷史資料沒能記錄下李鴻章對法國政府在民意面前如此“弱勢”和謹小慎微的觀感。

對于這種“目無君父”的共和國,中國人甚至還沒有準備好足夠的詞匯去描寫。在當年的中文資料中,法國總統就任前的住所被稱為“潛邸”,甚至數十年后,一些皇家專用的詞匯,如“萬歲”等,也還被原樣地套在改穿中山裝或西服的新元首。

但當年,有一個詞卻已經破天荒地開始運用:“民主”,即“民選之主”的意思,指的是那些在共和制下取代了“以君為主”的“君主”的總統們。這一詞匯,運用并不長久,而終被“總統”所替代,或許因為“總統”一詞更能反映強人們“為民作主”“總而統之”、而非“民選之主”的愿望?

“李民主”、“李總統”

李鴻章在這與“共和”親密接觸的21天時間內,除了官民關系外,他似乎并沒有感到法蘭西與俄、德那樣的君主國家有什么區別:在大清的巨大購買力前,共和國和君主國都同樣對李鴻章暢開了大門,政治理念在國家利益面前,無非是個婢女而已。在李鴻章的經驗中,列強所加諸在中國身上的欺凌,與列強的國家體制、意識形態毫無關系,在壓榨中國方面,列強們人人平等。

與訪問俄、德不同的是,在這21天中,李鴻章足足安排了6天時間,參觀銀行、報社、織綢廠、提花廠、煤礦鐵礦等,是本次出訪中對民生相關產業最為密集的考察。在出訪其他國家時多為重點考察對象的軍火企業,倒在法國之行中成為配角。有研究者認為,在李鴻章眼中,法國的軍事能力實在是稀松得狠,十多年前的中法戰爭,法國在軍事上絲毫也沒有占有優勢。到了“民主”統治下的共和國,多看看民生產業,倒也符合共和國的定位。

盡管沒有任何記錄顯示李鴻章對法蘭西那樣的共和國的直接評價,但在出訪前一年(1895年),李鴻章在為李提摩太譯作《泰西新史攬要》一書作序時,卻極為大膽地寫道:

“我邦自炎農唐虞以前,以天下為公;贏秦而降,以天下為私。以天下為公則民主之,以天下為私則君主之”,甚至認為,“至我大清,海禁大開,而中外之氣始暢行而無隔閡,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賢莫測之理,郁瀉勃然而大發,非常于今日,殆將復中國為天下大公之局。”

這樣的觀點,顯然并不符合大清帝國政治正確的主旋律,卻是李鴻章一生中難得表露出來的思想閃電和理論鋒芒。

再看看李鴻章隨后在另一個共和國美國,面對新聞界所發表的大量言論,尺度相當開放,完全是一個世界大勢了然于胸的達者。梁啟超日后所謂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若不是借題發揮,便是純粹抹黑了,或者是被李鴻章的“勁氣內斂”(曾國藩的評語)所蒙蔽?

李鴻章曾經離最高權力、包括成為中國第一任“民主”,只有一步之遙。中俄伊犁之戰時,他的好朋友戈登就鼓動他“黃袍加身”。而在1900年春夏之交的義和團運動中,遠在南國的李鴻章再度被國內外多種勢力看好,紛紛鼓動他搞獨立,乃至建立共和國。梁啟超分析說:“當是時,為李鴻章計者曰,擁兩廣自立為亞細亞洲開一新政體,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謝萬國,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將為頑固黨所甘心,下也。”但他認為,李鴻章并不具備“非常之學識、非常之氣魄”敢于自立,并為此對李鴻章冷嘲熱諷。

在梁氏這樣將反政府作為飯碗的人眼中,民主也好,共和也罷,歸根到底還是要奪權,甚至成了奪權的手段和旗號。即使李中堂果然成了“李民主”或“李總統”,則或許在他的筆下又成了袁世凱一般的野心家和陰謀家了。

拒登埃菲爾塔

 

 

甲午戰爭后,在左派、右派爭論著中國走帝制還是共和時,最有發言分量的李鴻章,卻對這個無聊問題不爭論,成為一個左右逢源或者說左右為難的實干派,真正成了孤臨秋風、獨舞寶劍的孤臣。

實干是艱難的。在法期間,李鴻章參觀了巴黎大銀行,并與銀行的總辦就貸款與國家信用的問題,有一段看似閑扯實則意味深長的對話。

李鴻章問:“中國借洋款,一般都被要求有抵押,如今俄國從貴銀行借款,有抵押嗎?”

總辦說:“沒有。”

李鴻章就說:“那不是對中國不信任嗎?”

總辦解釋說:“不是我們對中國不信任,而是這樣的貸款都要發行債券去籌集,法國人如不能信任,則債券無人購買,款就難以籌齊了。”這等于說:不是銀行、而是法國的投資人對大清不信任。
 

文獻的記載是李鴻章一笑而過,這一笑,該是會心的苦笑。其實,大清所借的洋債,大部分的利息并不很高,但因為清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公務運作多是黑箱進行,雞毛蒜皮的事情都被當做國家機密,老外們實在沒有信心,只好多索取抵押物。而其中,管理最為透明、且掌握在洋干部們手中的海關關稅,是最受歡迎的抵押品。而諸如厘金等國內外公認的苛政,卻又因被作為某些貸款的抵押品,而最后影響到了其改革。李鴻章自然是深解其中酸苦,但他除了一笑置之外,還能做什么呢?

法國外交部宴請李鴻章的地方,選在了著名的艾菲爾鐵塔。主人向李鴻章介紹,這是1889年為了紀念共和勝利一百周年而建,并邀請李鴻章可以更上一層樓。其時,該塔內已經安裝電梯,上下十分便利,但李鴻章還是謝絕了,其原因已成歷史之迷。或許,李鴻章這樣的明白人,早已洞悉在更上一層樓之后,從這個共和國的高處,能看到自己在苦苦裱糊的大清破茅屋的將來?

(編輯: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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