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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論語》首篇看如何處理好家族與社會的五種關系
時間:2018-03-12來源:鳳凰國學
《學而》作為《論語》的首篇,學界認為這是編撰者有意為之,目的是告訴人們必須通過學習才能立足于世、成為真正的人。皇侃《義疏》云: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

《學而》作為《論語》的首篇,學界認為這是編撰者有意為之,目的是告訴人們必須通過學習才能立足于世、成為真正的人。皇侃《義疏》云:“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圣以下皆須學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遍該眾典,以教一切,故以《學而》為最先也。”邢昺《注疏》亦曰:“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至于《學而》篇中的十六章是否都與該篇的主旨相關,學界目前尚無定論,一般認為只有一部分與主旨聯系密切。如胡志奎認為《學而》篇中有六處與“學”有關。黃懷信認為“此篇雖以勸學為宗旨,但多有與學無關之章”,隨后舉出了第二章(有子曰)、第三章(巧言令色)、第五章(道千乘之國)、第九章(慎終追遠)、第十一章(父在觀其志),“說明內容與主旨不完全一致。”不過,也有學者認為該篇編排有內在邏輯,是編撰者根據儒家“與四時合其序”的哲學主張,遵從春夏秋冬的時間順序編排的。我認為,既然《學而》篇為編撰者所重視,處在諸篇之首的重要地位,那么,構成本篇的十六章應該為編撰者精心挑選,以彰顯“學”之精義。如果深加揣摩,本篇主要探討了兩個基本問題:“學什么”和“怎么學”。具體而言,是從學“為人”與學“修己”兩個維度探討。學“為人”,主要體現在家族與社會層面上,告誡初學者要學會處理好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五種關系。學“修己”,主要體現在個體層面,告誡初學者要學習多種知識,掌握方法,培養多種能力,提高綜合素質。

 從《論語》首篇看如何處理好家族與社會的五種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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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與社會層面:學會“為人”,處理好五種關系

此篇中的“學”,不僅包括學習各種知識,還包括向生活實踐學習,最終指向是學“為人”,即如何把“人”做好。“‘學’者,學為人也。”要做好“人”,就必須學會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學而》篇提出了五種人際關系,即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這五種關系分屬兩個層面:“父子”、“兄弟”和“夫婦”屬于“家族”層面,“君臣”、“朋友”屬于社會層面。在“家族”層面上,“父母”、“兄弟”屬于血統關系,“夫婦”屬于姻親關系。在“社會”層面上,“君臣”屬于個體與政權之間的關系,“朋友”則屬于個體之間的關系。在古代社會,這五種關系一經確立,就不會輕易改變。比如,“父母”、“兄弟”是自然血統關系,個體只能被動接受,無法選擇,也不能選擇。“夫婦”是姻親關系,與個體和家族密切相關。戀愛雖然是個人的事,但婚姻卻是家族的事。《詩經·齊風·南山》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締結婚姻要經過雙方父母同意。而且,要“門當戶對”,需經雙方家族的認可。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說:“結婚不是私事。”姻親關系無論是締結還是解除,需經父母以及所在家族同意,而非完全由個體決定。“君臣”關系與時代相關,個體對所處時代的政權很難選擇。“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學而·第七》)“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陽貨·第九》)居家盡力侍奉雙親,在外盡責侍奉君主,這是古代社會對男子的常規要求。對個體而言,在君臣關系確立之前,個體可以選擇是否侍奉君主、為國效力,而且這種選擇是在既定政權的范圍之內。君臣關系一經確立,解除這種關系的決定權完全掌握在君主手里,除非個體敢于冒“亂臣賊子”的風險,推翻政權、改朝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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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四種關系相比,“朋友”關系則相對松散,但在選擇朋友方面也并非完全自由。古代社會的“朋友”與今天所理解的“朋友”有很大差異。先秦文獻中,“朋”、“友”、“朋友”多次出現,且含義不同。《廣雅·釋古三》云:“朋,類也。”虞翻注《周易》“君子以朋友講習”句云:“同類為朋。”“朋”可釋為“同類伙伴。”《說文解字·又部》云:“同志為友,從二又相交(友)也。”“二又”指兩只手放在一起,意即互相幫助。《國語·晉國四》云:“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友”可釋為“同族同姓的人。”在孔子之前,“朋”“友”以血緣為基礎,指同族同姓之人。孔子時期,“朋”“友”則以志同道合為基礎,包含不同家族、不同階層的人。皇侃《義疏》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為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第二十八》)“朋友”指“志同道合之士”,超出了血緣、家族的范圍。從這個角度來說,朋友關系的確立是以雙方意愿為前提,只有相互認同才能成為朋友。“‘友’是自愿選擇的關系,但仍是以家庭意識為理解,而且它有潛力,可為個人提供經常超出正式親屬紐帶的成長意義與復雜性。”由此可見,這五種關系無論是確立還是解除,個體自由選擇程度要受到家族、社會、時代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作為個體只能正視,學會處理好這五種關系。

(一)家族層面:以“孝”、“悌”、“德”為本

處理“血統”關系:重在“孝”“悌”。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學而·第二》)皇侃《義疏》曰:“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曰悌也。”孝順父母、尊敬兄長,是做人的根本。父母是自己生命的來源,兄長與自己血脈相通,都是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最親的人,也是最終的依靠。孝順父母、善事兄長,既是個體的應然行為,也是血統延續的必然要求。因為前人之行,后人當然效仿。“孝”“悌”相傳,才能保持整個家族的繁衍相繼。“孝弟是維系以血緣為紐帶的父系家長制嫡長子繼承的封建宗法關系的基本品德。”怎樣才能做到孝悌呢?《學而》篇指出了兩點:首先,要落實到日常行為當中。“入則孝,出則悌。”(《學而·第六》)“事父母,能竭其力。”(《學而·第七》)在家孝順父母,盡心竭力;面對兄長,保持敬重。把對父母的孝順、對兄長的敬重融入平凡生活,化為可見的日常行為,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要遵循和繼承父之道。“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第十一》)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于父之道。”在古代社會,父親作為一家之主,對家庭的生存與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作為兒子,父親活著的時候,要有志向。志向是什么呢?孔子沒有言明。但從此句來推測,應是以父親為榜樣,學習父親的志向。假如其志與其父的志向背道而馳的話,那也就談不上“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了。父親去世,作為兒子,要子承父業,按照“父之道”處理家庭事宜。“他父親死了,要考察他的行為;若是他對他父親的合理部分,長期地不加改變,可以說做到孝了。”對“父之道”,楊伯峻強調的是合理部分,但具體到每個家庭而言就會有分歧。因為“合理”是相對的,在此方是“合理”的,在彼方并不見得“合理”。尤其在當時社會,民族不同,風俗各異,“合理”也會因族群、地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即便在現代社會,也有“百里不同俗”的說法。父親去世,兒子按照父親的志向和做法管理家庭乃至家族事務在當時是主流。至于“父之道”是否“合理”,也只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謂‘不改’,是承繼父業,不輕易改動,這是氏族傳統的要求;即使改作,也得慢慢來,所以要‘三年’即多年之后才動。……保持本氏族的生存經驗的重要性,才是‘三年無改于父之道’這一傳統的真正原因,這才是關鍵所在。”雖然李澤厚指的是氏族社會,而實際上,在整個古代社會都基本秉承了這一氏族傳統。針對家族而言,“道”就是符合家族生存與發展并且得到整個族群普遍認可的價值或規則。“無改于父之道”的實質在于維護這種價值或規則,以確保家族的繁衍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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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姻親”關系:重在“德”。在家族里,除了血統關系,就是姻親關系。姻親與血統密切相連,而姻親關系的核心是夫婦。在古代社會,男主外、女主內,妻子承擔著相夫教子的重要職責,是家庭里非常重要的角色。對男子而言,選擇妻子不只是個人的事情,而且事關家庭乃至整個家族的長遠發展,必須慎重對待。如何選擇妻子呢?《學而》篇提出了標準:“賢賢易色。”(《學而·第七》)此句多有爭議。皇侃《義疏》云:“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于賢,則此人便是賢于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意即以好色之心好賢。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則提出:“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夫婦為人倫之始,故此文敘于事父母事君之前。”楊伯峻認為,“事父母、事君、交朋友,各指一定的人事關系,那么,‘賢賢易色’也應該是指某一種人事關系而言,不能是一般的泛指。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把夫妻關系看得極重,認為是‘人倫之始’和‘王化之基’,這里開始便談到它,是不足為奇的。”由此,他把“賢賢易色”譯為:“對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也有學者提出了其他的觀點,如:認為“賢賢易色”是“尊尚賢人,改易顏色”;“賢賢易色針對事父母而言,并非與下三句平行”;“尊重賢德之人,應改易平常之容色為尊重之容色”。我認為,對男子而言,妻子的品德對家庭的影響至關重要。尤其是隨著歲月流逝,妻子年老色衰,作為丈夫應該從當初容貌、品德并重逐步改變為更加看重妻子的品德。本篇突出“學”,應該將如何處理夫妻關系作為主要內容。因此,“賢賢易色”可理解為:對待妻子,應該從最初的品德與容貌并重逐步改變為重視品德、看輕容貌。

除了明確“孝”、“悌”、“德”之外,《學而》篇還提出了總的原則,即個體應以家族為根基,不要疏遠甚至離開家族。“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學而·第十三》)朱子《集注》曰:“因,猶依也。宗,猶主也。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楊伯峻把“親”解釋為“關系深的人”,含義并不明確,既可以理解為血緣或姻親層面上的“親人”,也可以理解為與自己關系非常密切的其他人。我認為,此處的“親”應是“血親”“姻親”之意。儒家認為“愛”有差等之分、親疏之別,當個體遇到困難,最先想到求助的是自己的親人。此章所強調的就是個體要學會與家族其他人員相處,把家族作為自己立足和發展的根基。

(二)社會層面:以“敬”、“忠”、“信”為本

處理君臣關系:重在“敬”、“忠”。“敬”,意即“謙恭,尊敬”,既要符合禮制,又要保持距離。“恭近于禮,遠恥辱也。”(《學而·第十三》)“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當于禮,則為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于恥辱。遜從不合禮者何?猶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屬也。”由此可知,“恭”的對象多指君主。孔子一生倡導禮,行為要符合禮制,對待君主亦如此。“恭而無禮則勞”(《泰伯·第二》),不遵循禮制,對君主一味謙恭,既不符合孔子的思想,也不能保證不會招致恥辱。另外,對君主的“敬”還體現在要保持適當的距離。“事君數,斯辱矣”(《里仁·第二十六》),“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第二十四》),都強調對待君主在符合禮制的情況下掌握尺度,適可而止。“忠”,意即“忠貞”,對待君主要身心合一,平時盡其職責,誠心事主,關鍵時刻能夠為君主犧牲生命。“事君,能致其身。”(《學而·第七》)此句一般有兩種解釋:“服事君上,能豁出生命”;或“事君上能奉身盡職”。我認為把這兩種觀點綜合起來比較妥當。作為臣屬,在其位謀其政,平時工作盡職盡責;一旦處在國家危難、社稷存亡之關鍵時刻,能夠舍生取義、獻出生命。

 從《論語》首篇看如何處理好家族與社會的五種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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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朋友關系:重在“信”。“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而·第七》)如何做到“信”呢?首先,要按“義”而行。“信近于義,言可復也。”(《學而·第十三》)“信”的標準在于“義”,與朋友交往要符合當時社會的行為準則或規范,符合整個社會的價值趨向。“言必信,行必果,徑徑然小人哉!”(《子路·第二十》)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章句下》)無論孔子還是孟子,都強調守信要從宏觀著眼,符合社群大義,而不應拘泥于細枝末節。“‘信’有大信小信之分,符合道義禮節,符合社會群體利益的是大信;反之是小信,若是小人之信,則言不必實行,也無法履行,言不可復也。”其次,要比朋友做得更好。“無友不如己者”。(《學而·第八》)此句爭議頗多,主要有三種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在忠信方面,不與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邢昺《注疏》云:“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為友也。”第二種看法認為,在仁愛方面不與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曾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于我。’由曾子及周公言觀之,則不如己者即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只言不如己而已。”第三種看法認為,此句為勸勉之詞,教育人要善于學習他人的長處。“竊謂此章決非教人計量所友之高下優劣,而定擇交之條件。孔子之教,多直指人心。茍我心常能見人之勝己而友之,即易得友,又能獲友道之益。人有喜與不如己者為友之心,此則大可戒。”我認為應該從全章來理解這句話。此章是孔子對君子的要求,作為君子要做到三點,莊重、忠信和知錯必改。可細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要求君子做到“重”并解釋理由,“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第二個層次,要求君子做到“忠”“信”,即“主忠信”。第三個層次,要求君子知錯必改,即“過,則勿憚改。”“無友不如己者”放在“過,則勿憚改”之前,應與前兩個層次聯系密切。這句話可譯為:“(在莊重、忠信方面),沒有朋友超過自己。”如果與后面的“過,則勿憚改”聯系起來,這一章正好從正反兩個方面對君子提出了要求:正面,要做到莊重、忠信,比朋友做得好;反面,知道過錯,要及時改正。如果這樣理解,“無友不如己者”也就不會有歧義了,在邏輯上也講得通,在某方面做得比朋友好,并不是說不與朋友交往。

*本文節選自聊城大學劉偉副教授《<學而>篇意蘊探微》,原載于《孔子研究》2017年第6期,鳳凰網國學經作者授權發布,標題為編者所擬。

(編輯: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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