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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萊爾憂郁的英雄主義:漢語的紀念
時間:2017-09-04來源:鳳凰網
編者按: 2017年,距離波德萊爾逝世已經150周年,《惡之花》發表已經160周年,這個法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現代派詩人,和這部被譽為法國偉大的傳統業已消失,新的傳統尚未形成的過……

編者按:2017年,距離波德萊爾逝世已經150周年,《惡之花》發表已經160周年,這個法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現代派詩人,和這部被譽為法國“偉大的傳統業已消失,新的傳統尚未形成”的過渡時期里開放出來的一叢奇異的花”的作品,打破的不僅僅是人們對于“美”與“丑”的認知,更是無疑在其所處的那個時代將文學與思想帶入了一個新的維度。自此,象征主義興起、現代派文學正式出現,西方文學與思想進入了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

波德萊爾詩歌中的“否定性人生體驗”所描繪的正是當時眾人包括自己心靈的陰暗與病態。波德萊爾把社會的病態訴諸筆端,在他詩歌中用憂郁、無聊、悔恨、煩惱、痛苦堆積成的現實,正是眾生潰瘍的心靈,而這種描述在當時的時代體現出一種大膽的反叛精神。反觀當下的東方,趙尋認為,我們正處于一個漢語文學與思想最暗昧的時代,然茍不深思其故,其夜將無盡頭。那么,波德萊爾對于當下的漢語文學與思想又有何深意?

波德萊爾憂郁的英雄主義:漢語的紀念

文|趙尋

我承認對波德萊爾《論現代生活的英雄》有點偏愛……

但“英雄”一詞,易生誤解。1848年“二月革命”期間,有人看見“英雄”的波德萊爾在巴黎街頭,肩背火槍,手上散發著硝煙的氣息……但這并非“英雄主義”:他“槍斃歐比克將軍”以捍衛共和的豪言表明,這不過是對繼父(歐比克)的仇恨,而奪回母親的愛情所意味著的東西(回到原來的家庭、重新作孩子),比“男子氣概”也還要少些。

“憂郁”則更是濫調。首先,我們面對著無數個波德萊爾:一個二流的、后期浪漫主義的波德萊爾,一個性喜自我妖魔化與廉價驚悚效果的、后現代的波德萊爾,一個瀆神的——或反過來,自甘為宗教工具的、神秘主義的波德萊爾(要知道,J. D. Maistre[麥斯特]、E Swedenborg[史威登伯格]也已終于來到了漢語)……每一個波德萊爾都宣稱有其美學,有其“憂郁”。而且,如果憂郁只是某種個人感覺,而不包含著超越感官限度的企圖,不包含著對靈魂功能的吁請——也即是說不包含著崇高(這是波德萊爾一再提及的),那就不過是某種疾病(抑郁癥),或某種更為一般的情緒(憂愁、悲傷、哀悼)罷了。無論同情與否,它們都只與“憂郁”連帶相關。

而“憂郁的英雄主義”,試圖說出,波德萊爾所指的“現代生活”與此前時代的區別,以及由此形成的境況和遭遇的、特殊的不幸之處。從波德萊爾的角度看去,這一特殊不幸的實質無疑在于:必須依靠自我進行拯救的前提,以及一切都只具有瞬間真實與意義的現實——而僅此一點,就對其后的“英雄主義”給出了限制:它只是一種個人限度內的英雄主義,并須拒絕此前任何以普遍、永恒之名存在的英雄主義——否則就連那瞬間的價值,也要不保。

波德萊爾憂郁的英雄主義:漢語的紀念

波德萊爾

1857年《惡之花》出版以來,波德萊爾的“讀者(和兄弟)”們都知道,他曾援引彌爾頓的權威,把撒旦作為男人氣概的楷模。但與其把永不沉淪、絕不自綏的抗爭,說成是對惡魔的贊美,毋寧更應看成對自我作為個人所能獲得的最高救贖(一個絕望的“惡魔”)的警醒。按T.S.艾略特的說法,這不僅不同于鋤盡善、惡邊界的自我放縱,反而具有在絕望中尋求拯救的“原始基督教的意義”(《論波德萊爾》)。

實際上,也正是在《論現代生活的英雄》中,波德萊爾才說出了他對一切業已消失的、普遍的英雄主義(“偉大的古代傳統”)的看法:“這偉大的傳統是什么?無非是古代生活的使人感到習以為常的理想化。那是一種堅強而好戰的生活,人人都處于自衛狀態,因而產生了嚴峻的行動的習慣,養成了莊嚴或暴烈的舉止。此外再加上反映在個人生活中的公共生活的排場。古代生活代表著許多東西,它首先是為了悅目而存在的,這種日常的異教作風對藝術大為有利……”(郭宏安譯)盡管,我們幾乎就要看到,異教英雄對古代生活的贊美,正是波德萊爾用以肯定現代生活的理由(并非“先例”),他卻立即宣誓了他對現代的真正驕傲:

“在一切以生理欲念為目的異教生活中,我們見不到讓·雅克那樣的精神自殺”!

波德萊爾憂郁的英雄主義:漢語的紀念

讓·雅克·盧梭

“讓·雅克(·盧梭)的精神自殺”!在這里,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或非宗教的古代生活,是否只“以生理欲念為目的”已非關鍵,關鍵的是讓·雅克·盧梭的精神自殺(這也是他因為聽信誤傳)!波德萊爾真正引以為傲的英雄主義,僅僅是精神!僅僅精神的自由抉擇!在這精神的照耀下,一切當下的偶然、瞬間,甚至包括缺陷、丑惡——用他接下來在《現代生活的畫家》中創造的說法:“現代性”!——它們無不顯露出一種“新的、特殊的美”。在其映射之下,即使荷馬史詩中的完美英雄,也無非侏儒。

但這一輝煌的精神主義,并非尼采“強力意志”的某個早期版本(波德萊爾反對異教、不信超人);他與啟蒙主義的關系,與他庶出的浪漫主義的關系,尤需新的維度才能理解。瓦雷里在《波德萊爾的位置》之中提出,把浪漫主義作為前提(!)的古典主義原則,及其極簡派的定義,都令人擊節:“古典主義者是自身包含著一個批評家,并將其與自己的創作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作家。”(段映虹譯)而其效果,則絕不僅僅摧破了使思想/文學蒙塵的風格化定式,且從根本上一舉揭示了1857年波德萊爾精神的秘密:

那是一種旨在超越的自我沉思與自我審視的傾向,傾向于對一切“自然”的產品進行修正和純化,并慎思明辨其中的善/惡、真/假、優/缺,制定秩序,確立結構、轉化直覺、廓清混沌……由此,我們將更自然地感受波德萊爾作品的黑大理石雕般的質地、更清晰地發現其自我分析與自我完善的特征、更自信地肯定其結構的完整……總之,肯定其古典信念“與對人和藝術的一種清晰和理性概念,是相符的。”這與時下對本雅明“浪蕩子”或伯曼的“大街上的現代主義”的學舌,幾乎有云泥之別。

然而,波德萊爾的古典主義,也許真就是讓人“想到古典主義”而已(仍來自瓦雷里:《波德萊爾的位置》)。置身于復辟時代偽古典主義的烏煙瘴氣之中,復活真正的古典有作為雙重敵人的風險(另一個敵人,是浪漫主義。)因而必須放棄考慮激活已死的古典的徒勞,轉而尋思:離其死尸而去的古典的靈魂,與一切真正的創造的原初情景之間的同一性關系。這一同一性關系,也作為鑰匙,指向對諸如上帝救世計劃之秘密(墮落)、祝福的來臨(詛咒)、至美的現身(作惡)……的解釋。

波德萊爾憂郁的英雄主義:漢語的紀念

《惡之花》中文譯本

因而,即使早在《惡之花》的開卷詩中,波德萊爾就指出了這一輝煌的現代精神的名字:“厭倦”!但這一“吸著水煙袋,夢想斷頭臺”、只流過“無意的淚水”的“妖怪”(《致讀者》),卻可能正是那“目光平靜而高傲/睥睨斷頭臺旁圍觀的群小”(《獻給撒旦的禱文》)的剛強英雄。在料定必敗的抗爭終局來臨之際,雖仍不免玩世不恭打個哈欠。但,這何嘗是什么“怪性情、壞脾氣、紈绔子、放蕩風、病態、焦躁、憂郁”……?這是以身殉道,而絕不殉于人者的悵惘、惶然、棲棲遑遑——

“送葬的長列,無鼓聲也無音樂,/在我的靈魂里緩緩行。希望/被打敗,在哭泣,而暴虐的焦灼/在我低垂的頭頂,把黑旗插上。”(《憂郁》之四)這含淚的、愛當下勝過一切的真心英雄,他也正如那“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的大憂患者,愛著所有時代。

然而,一切的大憂大患,都傾向于“不正言”的:“大人之所難言者三:大憂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龔定庵《心書》),它甚至傾向于無言。

而當我寫至此處,似乎剛剛觸及“漢語的紀念”的鎖鑰,卻不得不開始了“正言、重言、卮言”的猶豫。

“憂郁的英雄主義”,本也是企圖回到漢語來紀念波德萊爾的嘗試。

然而,這并非那種“波德萊爾與中國(……)”的文獻匯編與簡述。在幾乎人人羞言未曾讀過波德萊爾的時代(這是否是“虛偽的讀者”的另一意義?),卻幾乎無法找到足以呈現波德萊爾分量的文本和作家,反而陷入對一些積非成是的成見的惱怒、羞愧和嘆息,這不能不是令人遺憾的事情。但我要坦言,上述對波德萊爾的誤讀的彈正,并不限于中國;而那些從根底處掀起的分別、梳判,卻唯因中國而起。這是我在似乎尚未談及中國,卻不刪掉“漢語的紀念”,并隨時準備收筆的原因。放不下,卻實在只為有一個魯迅。

波德萊爾憂郁的英雄主義:漢語的紀念

魯迅

世間談魯迅的,大體喜談尼采,談波德萊爾的我讀過而記得的不多。李歐梵先生在《上海摩登》中實證、精析,令人信服,但結論是“還未成功”,我卻感覺這正如龔定庵所說“不正言”,應有他特別的用心。也許,魯迅關注的,只是從中國的整體上獲取足資與波德萊爾的“憂郁的英雄主義”相匹配的精神原則:在傳統僵死、民性麻痹、下愚上詐、社會瓦解、家庭扭曲……文明普遍墮落之絕望趨勢下,個體抗爭的“虛妄”的希望。而如果顛倒過來,把包括城市背景、現代震驚之類的背景與修辭,視為原則(我也并不認為這就是枝節),這先就否定了魯迅作為一個作家的可能。

盡管,這可能是最難把握的魯迅,但這一依靠對他自己時代的忠誠,從而忠誠于所有時代的困境的魯迅,也將如1857年的波德萊爾憂郁的英雄主義,使自己永獲鮮活的生命。

2017.8.31于護新齋

(編輯: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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