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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陜西文學,《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有何不同
時間:2017-06-05來源:澎湃新聞網
近日,改編自作家陳忠實同名小說的電視劇《白鹿原》雖然收視率如不預期,但也引發了一些話題,劇中出現的陜西油潑面、白鹿村口的傻子也成為新晉網紅。 《白鹿原》刻畫了白鹿村……

近日,改編自作家陳忠實同名小說的電視劇《白鹿原》雖然收視率如不預期,但也引發了一些話題,劇中出現的“陜西油潑面”、白鹿村口的“傻子”也成為新晉“網紅”。

《白鹿原》刻畫了白鹿村人在時代變遷下的顛沛流離,在精神的“烏托邦”和殘酷的生存現實交織相蕩中,“仁義白鹿村”所承載的儒家傳統文化從未消失。伴隨著電視劇的熱播,觀眾也展開了對“鄉土作家”陳忠實、路遙、賈平凹及其經典作品的對比。許多觀眾認為,與《平凡的世界》和《秦腔》相比,《白鹿原》擁有更加宏大的格局,更加深刻地刻畫了時代更迭下的人性群像,再加上小說中所體現出的儒家傳統文化,整體顯得更加厚重。

同為陜西文學,《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有何不同

電視劇《白鹿原》劇照

眾所周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和《秦腔》都是現實主義的鄉土題材小說,都曾獲得過茅盾文學獎,在鄉土文學史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此,筆者無意對三者作出孰高孰低的評價,僅試圖從地域文化的角度說一說三者的不同風格。

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不同的創作風格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很多作家的文學創作都是從他們的故鄉生活開始的,甚至故鄉將伴隨他們的整個創作生涯,成為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記。譬如魯迅筆下的紹興,蕭紅筆下的呼蘭河,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不難發現,不同的地理環境往往產生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也會對文學作品的風格產生影響。陜西籍作家的路遙、陳忠實、賈平凹也許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這樣的影響。

同為陜西文學,《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有何不同

路遙

從自然條件方面講,陜西省可以被分為三大地域:陜北、關中和陜南。陜北位于黃土高原與蒙古草原的交界處,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融,使這里的文化帶有一種野性。關中以西咸地區為中心,宋代道學中主流之一的“關學”正是在此發展起來,并且在歷朝歷代的更迭中逐漸占據了關中地區的主流文化形態。陜南地處秦嶺與巴山之間,地勢崎嶇,相對比較封閉,使這里保持著質樸自然的生存形態。

三大地域自然條件的分野,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人文特征,造成了各自地域文化的巨大差異。陜北以路遙為代表,關中以陳忠實為代表,陜南則以賈平凹為代表。三位作家雖然都出身農家,深諳鄉村人民生存的艱難和精神的困境,但由于地域文化的差異,他們的作品還是體現出了不同的風格。

耕讀傳家的仁義白鹿原

八百里秦川,北接黃土高原,南臨秦嶺,優越的自然條件使之成為華夏文明的發源地。以“關學”為代表的儒家傳統文化慢慢在關中這片歷史悠遠的土地上生長、綻放,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關中人。陳忠實就是在這片充滿“仁義”的熱土上成長起來的,并將儒家的傳統觀念貫穿至整部《白鹿原》。

《白鹿原》的主人公白嘉軒始終秉持儒家“仁義至上”的人倫標準,用“仁者愛人”的道德準則規范自己,用“耕讀傳家”、“學好為人”的傳統精神教育下一代。從白嘉軒的父親秉德老漢給長工鹿三尋媳婦,白嘉軒與鹿三以兄弟相稱,送鹿三的兒子黑娃上學,到饑荒瘟疫中,仍堅持留下鹿三,甚至與鹿三同睡在馬號里,同喝一瓶西鳳酒,白嘉軒可謂是“仁至義盡”。白嘉軒是一個地道的農民,但他信仰的卻是“仁義至上”的儒家信念。這種信念并不是通過背誦四書五經得來的,而是通過各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沉淀在了他的血液中。

同為陜西文學,《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有何不同

《白鹿原》

白嘉軒的姐夫朱先生則是一個傳統儒家精神的“衛道士”,被白鹿原人稱為“圣人”。他清高儒雅,無所不知,“處江湖之遠”卻又不忘黎民。在小說中,朱先生通過制定“鄉約”,將儒家的道德理念落實為具體的行為準則,使村民在不知不覺中接受著儒家文化的耳濡目染。在得知妹夫白嘉軒種植罌粟時,他毅然耕毀大片的罌粟幼苗,恢復往日的躬耕傳統。國民革命時,他不顧個人安危,只身勸退巡撫的20萬大軍,使百姓免遭戰爭的迫害。災荒饑餓之年,他親自指揮賑災隊,與鄉民同甘共苦。日寇入侵,他投筆從戎,誓死抗爭。總而言之,朱先生將傳統儒者獨善其身和兼濟天下的雙重品質表現的淋漓盡致。

此外,黑娃、白孝文的反叛與回歸家族,同樣寓意著對儒家傳統家族觀念的回歸。我們可以說《白鹿原》上的一切都被打上了儒家的印記,甚至儒家文化中一些迂腐的觀念也被表現的入木三分。

平凡的世界,黃土地上的抗爭

路遙是陜西榆林人,在《平凡的世界》的扉頁上,寫著這樣一句話:“謹以此書獻給我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一句看似簡單的話,傾注著路遙對于陜北黃土地的無限心血和熱愛,同時路遙也將“黃土地”貫穿到了整部作品中。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遙采用了大量的“黃土地”方言,例如用“圪嶗”、“山峁峁”、“塄坎”等來形容黃土地的地貌;用“門樓”、“鹼畔”來反映黃土地的村舍;用“腳地”、“灶火”來描述黃土高原上窯洞的特征。

同為陜西文學,《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有何不同

《平凡的世界》

除此之外,路遙還多次運用了黃土地特有的信天游來抒發人物的感情。當潤葉局促不安地從城里跑到雙水村地頭,找找她心心念念的少安哥時,對面的山上忽然飄來一個莊稼漢悠揚的信天游: “說下個日子呀你來不來,鹼畔上跑爛我的一雙鞋。墻頭上騎馬呀還嫌低,面對面坐下還想你。山丹丹花兒背洼洼開,有什么心事慢慢價來。”陜北信天游的運用,不僅恰如其分的將小說中人物含蓄羞澀的感情表現出來,更暗含著路遙對陜北黃土地文化深沉的愛。

黃土高原自古以來就是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爭奪的要地,飽經了滄桑與苦難。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人們,自然會在苦難中養成倔強剛毅的品質。路遙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也是憑借著這股剛毅不服輸的精神,在嚴酷的環境中一步步成長起來的。

在《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在上學時經歷著吃不飽、穿不暖的身體折磨,與同學郝紅梅的朦朧感情也最終幻滅,他并沒有因此停止對于苦難的抗爭。即使到了建筑工地上,孫少平依然“趴在麥桔桿上的一堆破爛被褥里,在一粒豆大的燭光下聚精會神的看書,那件骯臟的紅線衣一直卷到肩頭,暴露出令人觸目驚心的脊背一一青紫黑淀,傷痕累累!”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使孫少平悟出了自己的苦難哲學:“他現在倒很熱愛自己的苦難。通過這一段血火般的洗禮,他相信,自己歷經千辛萬苦而釀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輕而易舉拿來的更有滋味。”直至最后戀人田曉霞的死帶來的沉痛打擊,孫少平依然能夠挺起胸膛坦然面對,此時的他已經超越了苦難。

明代文學家陳繼儒在《俠林序》中講道:“貧賤非俠不振,患難非俠不脫,辟斗非俠不解,怨非俠不報,恩非俠不酬,冤非俠不伸,情非俠不合,禍亂非俠不克。”孫少平在苦難的境遇下,用拳頭給予對少女圖謀不軌的包工頭以最嚴厲的懲罰;礦井崩塌的危難之際,不顧自己的安危拯救工友。他身上所體現出的這種勇于抗爭、匡扶正義、舍身為人的精神,在某種程度上與陳繼儒所說“俠”之精神不謀而合。

秦腔里的鄉村變化

賈平凹是陜南商洛人,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使商洛的鄉村呈現出一種小國寡民式的寧靜祥和的生存狀態。賈平凹曾說:“她(商州)的美麗和神秘,可以說在我三十年來所走的任何地方里,是稱得上‘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的贊譽。”憑借著對故鄉的熱愛,商洛的自然風光總是被賈平凹描寫得如詩如畫,樹木、花草、白云、流水似乎都有了靈性。在這里生活的人們,往往也是溫順、善良、熱情好客的,他們保持著本真的生存狀態,過著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然而,城市化進程不可避免對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沖擊。

同為陜西文學,《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有何不同

《秦腔》

小說《秦腔》以一個“瘋子”引生的視角展開敘述,他利用這樣一種特殊的身份,行走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用與眾不同的視角觀察著清風街所發生的前所未有的變化。他看到現代文明把新鮮的事物傳播到農村,打破了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瘋言瘋語地說道:“我要兒子、孫子干啥,生了兒子孫子還不是在農村,咱活得苦苦的,讓兒子孫子也受苦呀?與其生兒得孫不如栽棵樹,樹活得倒自在。”這句看似瘋癲的話,實際上卻折射出了多子多福等傳統觀念的遠去,新的觀念使農村產生了新的生命意識。

賈平凹借引生這個人物,靜觀當今鄉村的變化,面對著農民與土地聯系的割斷,面對著村民和農村存在的陌生感,面對著正在消逝的農耕鄉村,其中既有對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捍衛,也有面對現實的無可奈何。“瘋子”的形象被塑造成現代鄉村的守望者,表達了賈平凹對傳統鄉村生活的懷念與追憶。

實際上賈平凹的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家鄉商州為表現對象的鄉土小說,如《天狗》、《商州》;另一類則是以現代都市為背景的“都市小說”,如《廢都》、《白夜》等。鄉土小說自然流露出賈平凹濃郁的鄉土情結,而所謂的“都市小說”通過描寫現代文明對田園牧歌生活的巨大沖擊,表現的是對城市文明的排斥與批判,對理想中自然無為的傳統生活方式的向往。

通過對三部作品的地域文化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三者雖都以現實主義的方式展開敘述,但是受各自文化地域的影響,呈現出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白鹿原》像關中的土地,滄桑渾厚,承載著深厚的儒學文化;《秦腔》像陜南的水,清澈恬淡,有一種“自然無為”的傾向;《平凡的世界》則像陜北的風,帶有一種野性的力量,剛毅不屈,有“俠”的某些品質。

(編輯: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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